首先，我国存在着民间借贷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在现代信用体系中，任何一种信用形式的产生、发展都具有现实的经济基础。如同银行信用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一样，民间借贷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则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因为，在小生产方式下，生产规模较小，企业需要的资金数量不大，这些小额资金需求往往被那些追求规模效益的正规金融机构所忽略，只能通过民间信用来满足，这就为民间借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土壤。在我国，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总体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呈现为小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不仅农民的生产经营仍然以家庭为单位，而且农村地区的企业多数也呈现出资本少、规模小的特点。农村经济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民间借贷发展的必然性。无视民间借贷的这种经济基础而将其一概打入“非法”之列，显然是对信用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否定。

　　其次，正规金融遗留下的市场空缺客观上需要民间借贷去弥补。现代世界各国的信用体系都呈现为由银行信用所主导的格局。我国信用体系的银行主导特征更为明显，其表现就是银行的间接信用所占比重过大。但是，银行信用作为最主要的正规金融活动，其融资的重点区域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其服务对象是能够带来规模效益的大项目、大企业，而不是分散的农民、小生产者或小企业。这就必然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融资的“真空”。正规金融机构留下的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缺只能由民间借贷来弥补，这就决定了民间借贷存在、发展的必然性。如果我们在政策上既不能为农村地区提供合法、正规的金融服务，又不允许作为非正规金融的民间借贷合法生存，则不仅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更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第三，我国经济中对民间信用的现实需求客观上要求为民间借贷“正名”。“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我国为此采取过不少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没有超出正规金融的范畴，即试图在体制内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功能的延展来解决这些融资难题。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并不成功。由于“三农”和小企业贷款规模小、风险大、抵押或担保不足，因此，正规金融机构对这类融资不可能产生很大兴趣。即使银行愿意贷款，繁杂的贷款手续、漫长的贷款审查周期、严格的贷款条件，也会使借款人望而却步。既然民间存在着对这种“草根金融”的巨大需求，那就应该允许民间资金供应主体以合法的身份去实现与这种融资需求的对接。

　　第四，民间借贷合法化有利于构筑防止农村资金外流的堤坝。我国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资金不足，这种状况又因资金的外流而进一步加剧。农村资金流出的主要通道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贷业务。由于农民具有存钱防大病大灾的储蓄习惯，因此遍布在农村的金融网点能够很容易地吸收农民存款，并将其转移到城市或其它领域贷出。而阻止资金外流的重要方法就是允许体制外的民间借贷合法化。

　　其实，民间信用的阳光化早有先例，香港的《放债人条例》、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都是将民间借贷纳入有效管理体系的很好例证。因此，早日推出中国大陆的《放贷人条例》，尽快实现民间借贷合法化，也是推动我国信用体系走向成熟的明智之举。